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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中四川充分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若干重點問題研究

時間 2019-01-30 來源 省人大外僑委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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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積極應對全球形勢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謀劃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作出的“一帶一路”重大決策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絲綢之路經濟帶”充分體現了國際經貿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核心內容是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背景下,促進絲綢之路沿線區域經貿各領域的發展合作,既是對“古絲路”歷史文化的傳承,也是“新絲路”戰略對該區域蘊藏的巨大潛力的開發。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開放促進改革和發展,有利于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我國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當前,全球化趨勢沖擊著世界各國的經濟與發展,沒有競爭力的企業不僅要面對國內企業同類產品的競爭沖擊,也將面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沖擊,這種雙重夾擊的態勢很容易將企業淘汰出局。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以合作共贏的模式緊密聯結起來,一方面為企業搭建了“引進來、走出去”的長期、穩定、高端的平臺,使我國更多有競爭力的企業在市場中擴大發展空間,促進企業做大做強;另一方面,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看,市場疊加和競爭加劇所帶來的效率提高,有利于我國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的新優勢。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我國當前和未來對內對外開放的新戰略,是我國西進戰略和實現西部騰飛的重大舉措。內陸省份開放型經濟發展是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重中之重。四川作為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最大平臺和最重要窗口,如何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中充分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開放合作,發揮自身優勢,避免同質化競爭,實現跨越式發展,是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決的重大發展問題。
  一、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拓展對外開放新局面
  絲綢之路經濟帶打通了我國和沿線國家的通道,大幅度增加雙邊和多邊貿易合作,這對我國絲綢之路節點上的省份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對外開放而言是重大戰略機遇。就對外開放領域來看,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加快,國內外經濟發展將呈現出新的態勢:
  一是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快速融合,沿線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加強。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將帶動生產要素在沿線國家大規模的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動,資源進行配置與重組,推動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賴和國內市場、國際市場進一步融合。同時,國際間的貿易保護主義將以形形色色的新面目出現。由于我省多數企業長期游離于國際市場之外,不熟悉國際運行的規則、方式、慣例,據統計,44.4%的省內企業認為出口的最大困難是不熟悉國際運行的規則。因而一方面出口產品有可能受到苛刻的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社會責任壁壘”等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障礙;另一方面,大量低關稅進口產品又可能強力沖擊省內市場。
  二是跨國公司很可能借機推動生產要素重組和產業跨國轉移。由于跨國公司掌握了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龐大的營銷網絡,故近年來各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80%都是跨國公司進行的。我省積極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特別是要吸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不關注跨國公司,了解跨國公司,學會和跨國公司打交道。近年來,跨國公司在我國的投資已呈現出以下變化:一是投資的定位不斷升級,許多公司開始了戰略性布局和全方位投資擴張戰略;二是從新建為主轉向側重并購;三是由點狀分布轉到系統布局,對西部的關注有所增加。
  三是區域經濟集團將不斷進行新組合和新擴張。近年來,不僅企業熱衷跨國并購,國家經濟也日趨集團化。自2004年5月1日以來,歐盟已完成了三次擴大,成員國從15個擴大到28個,“歐洲經濟圈”逐漸壯大;而“美洲經濟圈”隨著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啟動也已基本成型;“非洲經濟圈”正積極醞釀,勃興在即;同時,東盟與中國自由貿易區、日本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區域經濟合作正方興未艾。據統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三分之二的世界貿易都是在地區貿易集團內發生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東連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這對亞洲經濟貿易乃至世界經濟貿易而言都將是大調整、新組合。在區域經濟集團新組合和新擴張過程中,我省企業不僅將遭遇更多的障礙和排斥,而且會面臨市場需求、市場結構、市場規則、銷售方式、銷售渠道、銷售網絡的新特點、新變化,需要我們重新學習、重新適應、重新構架。
  四是我國對外開放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將呈現的新格局。就我國對外開放的空間布局而言,大致可分三個階段:一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以“四個特區”為代表的沿海開放;二是90年代初以浦東開發為標志的沿江開放。三是當前,隨著“振興東北”中提出的向北(俄)、向東(韓、日)開放;國家提出的“西三角”向西開放及中哈邊境自由貿易區的醞釀;借助東盟與中國(10+1)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契機,桂云黔三省爭當向南開放的橋頭堡,等等,表明我國向東、向北、向西、向南全方位的沿邊開放的時代已經到來。這既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亦是包括我省在內的西部地區謀求突圍的一次發展機遇。
  應該說,總體上四川在整個西部地區是一個具有較強競爭優勢和潛在能力的區域經濟系統。然而,相比較絲綢之路經濟帶節點省區中的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重慶、云南、廣西等省市區,四川不沿邊不沿海,地理位置和戰略意義都不具有明顯優勢,因此,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推進,四川在西部的某些優勢和發展前景正在發生悄然變化。四川必須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創造條件,積極主動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
  二、我省對外開放發展現狀的基本審視
  我省對外開放發展,從縱向比較,取得了顯著成就;從橫向比較,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一)縱向比較取得的成就
  1.進出口貿易增長迅猛,已成為西部地區的貿易大省
  我省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0.41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02.5億美元,增長了近1713倍,年均增速達47.6%。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四川外貿進出口排名第11位,居中西部第二。同時,商品出口結構明顯優化,貿易方式更加多樣化,出口市場逐步趨向多元化。1978年與我省開展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僅有8個,到2003年已增至200個。四川與“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均有貿易往來,2014年四川對“一帶一路”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212.1億美元。此外,四川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程承包額超過40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外貿出口主體隊伍由過去單一依靠少數專業外貿公司轉變為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共搞出口的局面。2007年,四川獲得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有6353家,其中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2014年有進出口實績的企業3991家。外貿出口經營主體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
  2.境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質量逐步提高
  從1983年到1991年,我省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僅2.11億美元,項目310個。但1992年后卻有較大幅度的增長。截至2013年末,全省累計批準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已過萬家,近5年累計利用外資430多億美元。按可比口徑,四川外商投資實際到位總量居中西部第一,總量占西部三分之一。同時,全省利用外資已由過去主要依靠優惠政策轉變為開始采用國際慣例和做法,資金和技術密集型項目明顯增加,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項目成為投資熱點。世界知名大公司、大財團競相來川投資,在川落戶的世界500強企業累計達到269家,并實現21個市州全覆蓋。香港是四川利用外資的首要來源地,臺資投資西部首選四川:截至2013年底,四川累計登記注冊臺資企業1656家,項目投資總額124億美元,利用臺資106億美元,是西部地區臺資企業最多、投資額最大的省份;臺商在川投資已從過去聚集成都一點,轉為成德綿、成渝經濟區沿線城市發展的多點多極格局。
  3.對外省資金和項目的引進增長很快,覆蓋多個行業
  近5年我省累計引進到位國內省外資金3.3萬億元。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110多家中央企業中,已有90余家在川設立了區域機構或分公司。近5年來,中央企業與四川簽署合作項目400多個,投資總額超過9000億元,涵蓋能源電力、裝備制造、電子信息、油氣化工、交通物流、建材、環保、通訊、農業及食品加工等眾多領域。全省引進到位的國內省外資金中,近七成來自民營企業,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已有100多家在川有實際投資項目。2013年,我省民間投資總量達1.1萬億元,對全社會投資增長貢獻率達61.9%。在引進省外資金的同時,一批國內知名企業如廣東科龍、上海日化、深圳三九集團、浙江娃哈哈、河南雙匯等紛紛“進川落戶”。這表明,我省對內開放也取得明顯進步。
  4.四川已成為西部地區率先“走出去”的大省
  2014年,我省新增境外投資企業突破100家,累計超過500家,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超70億美元,外派勞務4.5萬人,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同在西部各省市區均居第一位。
  2015年上半年,我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占比由去年的29.5%提高到30%,其中對我省確定的20個重點國家出口占比提高1.8個百分點。成功舉辦30多個經貿促進活動,帶動設立境外營銷網點92個,遍布33個國家和地區。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增境外投資企業近30家,全省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60%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川新設外商投資項目19個、同比增長18.8%。不少川企在“一帶一路”上“走出去”,如成達集團的印尼燃煤電站項目合同金額10億美元、中鐵二院俄羅斯高鐵勘察設計項目合同金額3.8億美元、華西能源簽署了約2億美元的巴基斯坦燃煤電站項目 EPC 工程總包合同等。
  5.區域經濟合作取得初步成效
  2004年首屆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會四川代表團簽約151.32億元。2014年第十屆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會,四川代表團簽約項目60個,總投資額576.5億元,涉及制造業、農業、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等現代服務業,與泛珠區域各省(區、市)均有簽約項目在內。同時,注重提升項目質量,項目數量縮減37.5%,但投資總額卻增加31.7%,單個項目平均投資額從2013年的4.6億元提升到9.6億元。其中工業類項目達50個,占比83.3%,較上屆提高18.7個百分點,投資額480.4億元,占比83.3%,較上屆提高 17.5 個百分點。這表明,由政府提出的經濟合作已被導入政府推動、市場運作、企業合作的運行軌道,這有利于對我省加強與周邊國家如東盟、南亞、中亞經貿合作的機制、方式與途徑的探索。
  (二)橫向比較存在的差距
  1.從事外經貿的企業少、規模小、產品缺乏競爭力
  目前,全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有出口實績的企業不到50%,從事境外承包工程和投資的企業也只有100多家。我省出口商品中,有一半屬資源類、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適銷對路、有競爭能力的出口產品缺乏,知名品牌及高附加值商品寥寥無幾;90%左右的產品屬退稅率下調的產品而退稅率調高的產品幾乎沒有。同時,“大路貨”充斥市場,不僅創匯少,效益低,且常常容易引起貿易摩擦。如我省彩電、生絲等遭受國外反傾銷,腸衣、蔬菜等遭受國外貿易技術壁壘。
  2.全省對外經貿工作發展不平衡
  突出地表現為:一是出口商品供給地區過于集中。成都、綿陽兩市外貿出口約占全省出口額的50%,部分市、州出口少,增勢緩慢,還有5個市州的年出口額不足1000萬美元。二是外商投資地區結構不均衡。全省利用外資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和樂山市。外商投資是為了預期利益回報,因而投資一定要充分考慮投資環境。我省外商投資地區集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了我省地區間投資環境的較大差異。
  3.引進外資數量偏低,占全國比重偏小
  以2003年為例,我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6萬多家,實際利用外資6800億美元以上,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5015億美元。而我省同期的相應數字為,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6508家,實際利用外資107.83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48.77億美元,以上相應數字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1.41%、1.59%、0.97%。大大低于我省同期GDP所占全國4—5%的份額。實踐證明,外商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據統計,外商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東部地區為18.11%,西部地區為1.15%。東部和西部之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差異,大約有90%是由外商投資分布的差異造成的。
  4.來川投資的國家和地區過于集中
  我省引進外資主要來自部分國家和地區,如香港、美國、臺灣、新加坡等。這種投資者所在地區過于集中的狀況表明,在我省的投資環境中,可能由于語言、文化、風俗習慣、規章制度等所謂投資軟環境方面的缺陷,障礙了更廣泛的投資者進入,特別是歐美大跨國公司的來川投資。顯然,這既不利于我省引進外資數量的增加,更不利于我們對投資項目的挑選。其結果,一方面形成外資的“賣方市場”,容易加大引資成本;另一方面不易優選好項目、大項目。
  5.總體講,我省對外開放程度不高
  區域經濟對外開放程度表示該地區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國際經濟的程度。一般說來,衡量其開放程度主要有兩個指標:一是對外貿易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即以此地區進出口總額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來衡量;二是利用外資的程度(外資/總投資),即表現為區域經濟對國外先進技術及國際投資的開放程度上。2013年,我省外貿依存度為8.8%,比全國外貿依存度(46%)低37個百分點;全省進出口總額僅占全國的1.6%,而廣東占26.2%,江蘇占13.2%。這些數據表明:目前,我省仍然基本上是靠內需拉動發展的經濟體系;無論是商品出口還是外資拉動的作用都十分微弱。
  三、四川對外開放相對滯后的原因分析
  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系的形成顯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會是單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機制等多種因素長期相互作用,甚至相互博奕的結果。
  (一)“三不靠”的地理環境
  四川深處內地,既不靠海,亦不靠江,也不靠邊,離最近的出海口也有數百公里。當然,區位不是影響地區經濟對外開放的決定性因素,例如瑞士,不僅旅游業享譽世界,鐘表更是風靡全球。但是,遠離世界市場畢竟增大了空間交易成本,會降低效率,在和沿海、沿江、沿邊地區的出口競爭中“天然”處于某種劣勢。因而,這不僅使我省如何克服空間格局不經濟成為關注的問題,而且對經濟結構、產業布局、出口商品結構、出口通道等問題的研究亦變得更加緊迫。
  (二)“三不暢”的對外經貿通道
  目前,我省產品通向國際市場主要有三條通道:一是外商獨資、合資的制造業、商業流通業的國際通道;二是計劃經濟體制流傳下來的國有外貿通道;三是企業自營出口通道。我省外資企業不僅數量少,而且多數外商投資項目的產業結構、商品結構就是為了占領我省市場而非出口,因而,此通道現在尚不暢通;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我省外貿企業的主要職責是組織貨源而無自營權,是出口商品鏈條中最低的一環,沒有廣泛的客戶網絡,沒有眾多的商貿渠道,沒有高級的商貿人才。計劃經濟體制一轉變,許多外貿公司紛紛倒閉,剩下的尚在慘淡經營,一時難挑重任;而企業自營則遇上信息、知識、人才、經驗等的障礙。銷售網絡的建設是一個涉及許多方面的龐大的系統工程。所以,企業自營要挑起大量出口的重任,尚需時日。
  (三)“三不強”的出口商品
  商品出口要占領國際市場,重要的無非是“價廉物美加營銷”。由于我省出口商品企業一般規模不大,分工不細,因而成本高,附加值低,再加上長途運輸,不僅成本增高,甚至會影響商品質量。同時,對國際市場了解少,信息反饋慢,規則不清,慣例不明,不僅產品不容易適銷對路,還容易受到反傾銷,反貼補調查,甚至成為一些國際詐騙的對象。
  (四)“三不全”的對外經貿服務體系
  大量事實表明,就為外貿服務而言,最重要的應有資金、信息、中介三要素,即應建立健全資金支持系統,信息傳播網絡系統,中介服務系統。而我省在對外經貿企業的資金支持上力度不夠。據對我省企業的調查,62%的企業認為融資難是企業發展的首要問題。同時,信息傳播中的咨詢業、企業誠信調查、國外經貿政策調研等方面都比較薄弱。此外,仲裁委、貿促會、行業商會等非政府組織體系尚不完備,作用尚不充分,影響尚不廣泛,和其他省份,特別是和沿海地區相比,尚有較大差距。據不完全統計,77.8%的企業認為我省中介機構總體服務水平低,素質差。
  (五)“三不多”的對外經貿人才群體
  發展對外經貿,體制是根本,政策是前提,企業是主體,人才是關鍵。由于種種原因,我省通曉外經貿工作的領導干部不多,所以對外經貿工作的重視不夠,步子不快,且決策失誤時有發生;同時,熟悉國際市場的企業家不多,因而謹小慎微,害怕涉足。另外,我省精通國際商貿交易的專業人才更不多(包括外語、國際經貿、國際法律等),因而嚴重影響了對外經貿活動的開展。
  四、四川對內對外開放的總體思路及發展戰略
  觀念決定理念,思路決定出路。僅從區位講,由于四川向東、向西、向北、向南,距出海口至少都有數百公里的距離,無論從哪里“走出去” 、“引進來” ,都要千里跋涉,都會提高經濟貿易成本。其對外開放和沿江、沿海、沿邊的“三沿”區域而言,自然具有特殊的發展規律。同時,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在一些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中早已超過3/4。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以前是對外貿易推動了對外投資,那么,90年代以來,不可否認的事實則是外資拉動外貿。我們必須在這兩個基礎上來確立我省包括發展開放型經濟的目標、基礎、途徑等諸多內容的總體開放思路。
  (一)總體思路
  緊緊抓住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契機,以改善政務環境、法制環境、市場環境、社會環境為前提;以建立規范的開放型經濟為目標;以構筑開放的企業群體和能進行有效國際循環的市場體系為基礎;以吸引外資,特別是重點引進跨國公司和戰略投資者為突破口,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對外經貿的長期戰略。同時,拓寬開放渠道、搭建開放平臺、造就開放人才、培育開放文化,使我們能在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經貿交往中,更多更好地利用外部有利條件,能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形成我省經濟的國際循環和良性發展。
  ——發展開放型經濟的目標。長遠看,進一步提高我省經濟的對外開放度,不斷推進省內外市場、國內外市場的融合,加快省內外要素的流動與重組,最終建成開放型經濟;近期看,加強與國內外的全面交流與合作,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使四川經濟質量總體得以提升,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
  ——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基礎。大力培育能融入國際產業鏈的企業群體;進一步健全統一規范開放有序能進行有效國際循環的市場體系;建立開放型的經濟結構,包括開放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等等。
  ——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關鍵。進一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使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為我省發展開放型經濟提供優質服務;
  ——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途徑。多方式引外資、多渠道促外貿、多平臺搞合作;用外資帶動出口,用出口拉動市場,用市場再吸引外資,形成“三外”互促共進的良性循環。使四川經濟逐步楔入國際經濟的產業鏈、供應鏈、采購鏈和經濟循環鏈;
  ——發展開放型經濟的著力點。進一步完善既符合開放型經濟客觀發展規律,又符合四川經濟發展實際的政策體系和制度創新。
  (二)發展戰略
  四川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推動對外經貿發展總戰略是:以吸引外資為龍頭,統籌外資、外經、外貿發展,“三外”互促共進;吸引外資的重點應是歐美大跨國公司和戰略投資者;吸引跨國公司的關鍵是建立和完善以符合通行國際規則的政策法規體系為核心的投資軟環境;同時,培育出口企業群體和生產基地;拓展進出口渠道,建立國際經貿交易網絡和合作交流平臺,使四川經濟實現良性國際循環。
  提高四川對外開放水平是涉及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但推動對外經貿發展無疑是最重要的方面。要搞好四川對外經貿工作,不僅需要具有全局性、著眼長遠的總體戰略,同時,針對不同領域還應有相應的發展策略:
  1.出口貿易領域
  就出口貿易而言,我省空間交易成本高是先天的、難以改變的約束條件,很難和“三沿地區”在低附加值產品出口上競爭。故應大力實施:
  (1)“內外結合、遠近結合”出口戰略——即無論境內境外、地區遠近,在不違反國家相關政策的原則下,只要有錢可賺,有利可圖,有市場、有需求,都應鼓勵出口;
  (2)“以特取勝”出口戰略——努力開發我省獨有的某些特色農副產品和中藥材,例:川酒、川茶、川菜、川藥等。同時,政府應根據供求情況調節出口數量,一是維護市場秩序,保護企業利益,二為保護資源不被過度采用;
  (3)“高附加值”出口戰略——商品附加值越高,分攤的運輸成本就越少,例瑞士的手表,英特爾的芯片。我省運輸成本高,應鼓勵各種高附加值產品出口;
  (4)“以投資帶出口”戰略——鼓勵省內企業出川出國投資時多用省內設備和產品,以帶動我省設備和零配件的出口;
  (5)“以加工促出口”戰略——可利用省內勞動力相對便宜的優勢,鼓勵省內有競爭力的企業為跨國公司提供更高層次的合作配套,使加工貿易環節由簡單技術的組裝,提升到輔料、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關鍵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級到高級復雜的知識密集型組裝環節;
  (6)“大集團、大網絡”出口戰略——依托一些國際大集團的銷售網絡以促進出口,例如沃爾瑪、家樂福等跨國公司的供應鏈。等等。
  2.引進外資領域
  由于交通的阻隔,我省事實上很難象沿海一樣引進大量的中小企業,重點只能吸引大跨國公司及一些戰略投資者更多的生產環節及流通環節的投資。故應實施:
  (1)“吸引中長期投資者”戰略——這應是四川引資的戰略定位。定位重于區位,故必須長期堅持。要吸引大跨國公司,就必須按照“社會穩定,法制嚴明,政策透明,人才充足,配套完備,服務到位”的要求來改善投資環境;
  (2)“以市場引投資”戰略——市場是最有吸引力的資源,是我們擁有的引資“王牌”,必須充分利用。要用八千萬人口乃至輻射西北、西南的大市場來“換”技術、引投資、吸人才;
  (3)“以良好生態引投資”戰略——環境是最穩定的資源。在當代,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人才流及各種物流都可以跨國流動,但環境很難流動。而高科技產業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嚴格,例如,芯片制造工序有800多道,只要有一首工序出現問題或者一粒塵埃落在產品上,都會導致產品報廢,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所以,英特爾公司將其芯片封裝測試企業布點成都就不是偶然的了。可以預見,四川良好的生態環境還將引起更多高科技企業的青睞;
  (4)“以人才引投資”戰略——人才是知識經濟時代的核心資源。四川既有電子科大、川大、農大等培養人才,又有“三線”企業造就的大量人才。四川應出臺有力措施,培養人才、留住人才、展示人才,增大“磁鐵效應”,以吸引外資;
  (5)“以資源引投資”戰略——物質資源,特別是一些稀有的自然資源是眾多產業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四川豐富的水能資源,天然氣資源、稀土礦資源,溫暖濕潤的氣候和豐富的動植物種,對相關的投資者一定有巨大吸引力;
  (6)“以低成本引投資”戰略——生產成本低有利于企業增強競爭力。我省應以低電價、低水價、低氣價、低勞動力價格來吸引外資,發展相關產業。
  (7)“低門檻、零障礙”戰略——這是就政府的管理和服務而言的。良好的政務環境也是一種寶貴的資源,往往是外商投資的首選條件。
  五、四川對內對外開放的政策取向與制度創新
  (一)政策取向
  企業是四川積極主動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經濟主體,而四川是否能融入、融入的程度如何,取決于企業的競爭力和政府建立的相互配合、一致連貫的政策法規體系。因此,我省當前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必須建立支持開放的政策體系,主要包括:
  1.導向性政策。是發展四川開放經濟的總體戰略、指導方針和根本政策。包括建立四川開放型經濟的總體思路和發展原則;外經貿在地區經濟總體格局中的地位;外經貿發展的總體規劃;出口基地的區域布局;主導產業優勢項目的鼓勵與誘導政策;區域經濟合作的總體規劃與戰略布局等等。
  2.支持性政策。包括放寬三資企業、民營企業等市場準入政策;對出口商品及項目的稅費優惠政策;完善出口商品退稅政策;出口商品信貸及國家擔保政策;土地審批政策;保護外商合法權益,包括知識產權,等。
  3.服務性政策。在發展開放型經濟過程中,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嚴格依法行政,依規行政。實現服務觀念、服務方式、服務手段、服務內容的根本性轉變。為此,包括項目審批、工商登記、信息提供、政策咨詢、投訴解決等相應的服務性政策必須加快規范化、制度化、長期化、公開化,并要和國際通行作法接軌,實現國際化。
  4.投入性政策。包括基礎設施的健全和完善;風險投資基金的建立和監督;人力資源的培養和提升;市場中介的培育和規范;社會治安的治理和改善;對外的宣傳和交流等等,都應有明確的相關政策支持和規范。
  (二)制度創新
  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推進,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加強。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原有的宏觀經濟格局隨著產業結構調整而發生變化,更重要的是原有的利益格局也必將打破而重構。因此,要推進經濟結構的合理調整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區域制度的創新及其功能的重構就不可避免。
  1.行政區劃與經濟區域的不一致,及區域行政中心一元化與區域內經濟中心多元化不對稱,必然要求行政區劃制度創新。
  區域經濟不等于經濟區域,要解決區域經濟與經濟區域的矛盾,從根本上講,必須進行管理體制創新,減少行政層次,轉變政府職能。但當前不能主要寄托在行政區劃的調整。因為,一是行政調整的成本太高;二是新的結構會帶來新的問題。現實的選擇是,應用行政力量來協調各方利益,用市場制度來化解區劃糾紛。例如,在中央有關部門的協調下,川滇藏三省聯手打造“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達成共識,就是成功的案例。
  從省內來講,區域制度創新的原則應是:“統一市場、利益共享”。即一方面加強省一級的規劃、指導、協調的力度,對在營造對外開放、統一市場過程中因資源流動、企業外遷、人才流失等形成損失的可通過各種轉移支付、分享稅賦等方式給以一定彌補,建立區域利益共享、多贏的機制。同時,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健全覆蓋全省的社會保障制度等,進一步統籌地區、城鄉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加快推進市場化進程,形成合理的區域經濟分工,使各地在專業化分工中獲益。
  而與省外的合作,則應強調“經濟互補、利益分享”。各省有各自的利益,這是客觀事實。一般來說,都希望區域內壟斷利潤最大化,同時,區域內發展成本最好由別人承擔。所以,必須探索合理的能實現雙贏的合作模式和機制。
  2.開放經濟要求有充滿活力的出口企業群體,必然推動企業制度創新。
  企業是社會經濟的微觀基礎,是競爭的主體,是促進對外開放的根本動力。開放的經濟要求有充滿活力、結構合理的開放型企業群體。開放型企業群體不僅要有“賣出去”、“買進來”的愿望和沖動,還要有“引進來”和“走出去”的能力和條件,為此,在制度層面上講,就必須建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企業制度。
  國有企業的出口在我省仍占主導地位,但后勁不足。其根本原因還是國企體制改革尚未到位,制度創新不足。從當前國企的實際情況看,面向市場,深化勞動,人事、分配制度的“三項制度”改革仍是重點;能否形成“職工能進能出、管理人員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新機制是制度創新是否成功的標志。總之,我們必須加快國企的改制工作,增強活力,推動進一步開放和發展。
  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出口將保持加速發展,前景很好。例如,隨著英特爾公司成都芯片封裝廠的建成投產,其出口額有較大增大。同時,民營企業的出口有極大的潛力。政府應使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了解國際勞工組織的有關公約、聯合國人權宣言、道德貿易行動(ETI)準則、SA8000及各跨國公司如迪斯尼、沃爾瑪、耐克、宜家等等自身制定的供應鏈行為準則,等等。同時,加強監管,打擊假冒偽劣,反欺詐、反賄賂,取締不符合基本安全生產條件的企業,嚴厲查處違反我國勞工,環保等社會責任方面的法律法規的企業。
  3.激烈的國際競爭推動企業的集團化、規模化、信息化、全球化,必然要求經營制度創新。
  對我省企業而言,當前應重視四大經營戰略:
  一是品牌化,即從銷售產品到樹立名牌。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在經歷了工業化時期的產能擴張和技術擴張之后,已經進入了品牌擴張的階段。從當今國際市場看,名牌是進入世界市場的“通行證”,沒有名牌就沒有市場;貼牌生產就只能“打工”。我省的名牌產品不僅少,且集中在白酒等個別領域,這是擴大出口的巨大障礙。當然,以知名度、信任度和美譽度三者高度統一為基礎的名牌,不是靠“包裝”和廣告在幾天內造出來的,而是靠質量和服務取信消費者,一般說來,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我省應強化品牌意識,鼓勵企業創立名牌,維護名牌,保護名牌。
  二是規模化,即鼓勵企業做大做強。鼓勵企業整合城鄉資源,加快培育產、供、銷一體的出口生產基地,實行縱向合并,“一條龍”生產,規模經營,降低成本;而且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通過兼并、聯合、重組等形式橫向合并,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三是創新化,即不斷創新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例如,當前出現的“綠色營銷”、“知識營銷”、“市場細分營銷”、“一對一營銷”等等。
  四是信息化,即更加重視利用電子商務、信息網絡、大眾傳媒,來推動商貿。以旅游業為例,必須抓好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吸納與網絡的完善,實現自動化與網絡化。當前,應重點抓好旅游統計網絡、旅游經濟信息網絡、飯店預訂網絡、旅行社管理網絡、旅游人才信息網絡的建立與完善,同時,加強信息資源的交流與共享,最終建成有媒體發布平臺參與的,覆蓋廣泛的,可以直接面對旅游者的行業管理信息網絡系統。
  4.開放型經濟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行政管理制度。
  開放型經濟必然要求開放的行政管理制度,建立開放的行政管理制度,當前至少應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依法行政。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現政府行為法律化、規范化、理性化既是現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們履行入世承諾應盡的義務。當前,應以執行《行政許可法》為契機,按照公平、公開、互利的對外開放要求,努力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的法規和政策體系,嚴格審批程序,減少審批環節,消除隨意性、無序性,創造公平、公正、穩定的法制環境。
  第二,規范職能。政府的職能應通過法律得到明確和恰當的界定。嚴格區分政府行為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領域和范圍,堅決糾正長期以來政府在經濟管理上越位,在社會管理上錯位,在公共服務上的缺位問題。首先,應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把商務部門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給市場,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使企業真正成為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主體;其次,應在社會管理上強化政府本位,以“誠信政府”的公信力,規范和維護經濟秩序;再次,應在公共服務領域確立政府責任。
  第三,政務公開。透明度原則是WTO的基本原則之一,它指的是,各成員方一切影響經貿活動的政策和措施都必須及時公開,以便于各成員方的政府和企業的了解和熟悉。我們應要求相關部門在辦事職責、辦事依據、辦事條件、辦事程序、辦事紀律和辦事結果等內容上都要實行政務公開、民主監督的制度,并應制定地方法律以強力推行。
  第四,強化服務。建立健全對外貿易摩擦長期應對機制,建立和完善快速高效的外經貿監控和反應機制,建立和健全國際市場信息收集和整理機制,制止國內企業相互惡性競爭機制等。同時,進一步辦好服務中心,推行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建設適應大開放的服務型政府。
  5.與國際經濟進一步融合,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中介制度。
  活躍于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三大主體應是企業、政府、中介組織,缺一不可。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中介組織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是兩點:一是中介組織的誠信;二是能否為企業提供優質服務。這是中介組織的“生命線”。為此,我省在促進中介組織發展,培育新的社會經濟支撐系統時,應著力以下制度安排:
  首先,加快中介機構的開放和引進制度。大力引進國際知名中介機構,促進資產評估、產權交易、商會、行業協會、經紀人公司、會計、律師、公證、廣告、咨詢等中介服務業加快發展。
  其次,健全中介機構發展的促進制度。一是政府部門要盡快從相關領域退出,給中介組織以生存環境;二是規范中介市場,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三是對一些中介組織如商會、行業協會、貿促會、仲裁委等,給一些適當的政策支持。
  第三,嚴格對中介機構的監督制度。借鑒一些發達國家對中介機構“登記門檻不高,日常管理甚嚴”的監管特點,通過政府、媒體、客戶等多方面對其形成監管體系,重點是誠信水平的監管和服務能力的評估。現可逐步建立中介機構及從業人員的征信體系,開展誠信水平的征集聯網和評估評級,確立行之有效的、嚴格的懲處措施,并經地方立法通過。
  六、四川對內對外開放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加快有利開放的地區性法規的建立和完善(立法工程)
  為使我省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規范、統一、穩定,必須加快有關開放的地區性法規的建立和完善。對發展四川開放型經濟的總體戰略,指導方針及根本政策,包括主導產業優勢項目的鼓勵與誘導政策,放寬三資企業、民營企業等市場準入政策、出口退稅政策、出口商品信貸及國家擔保政策、保護知識產權政策、項目審批、工商登記、市場中介的培育和規范,以及制止稀缺資源的過度開采,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等等,都要和國際通行接軌,都應加快相關地方法律法規出臺。
  通過大規模的立法以改善投資環境,建立對外開放的長效機制,以在全川掀起擴大開放的浪潮,掀起“重商主義”的浪潮。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信息流、資金流、人流、物流,最終都要表現為“商流”。據《史記》載,2000多年前,盡管“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但蜀人就已通商印度,同時,川人還是最早的紙幣(交子)的使用者。可見,體制重于區位,制度強于環境。只要措施得當,制度合理,環境宜人,一定會借助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重大戰略機遇,重振“蜀商”輝煌。
  (二)進一步發揮成都高新西區的示范作用(高科技園區工程)
  高科技園區是引資的快捷通道,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長抓不懈。要把成都的高新西區建成和國際接軌的“樣板區”,引進外資的重點區,產業集群的匯聚區,體制改革的試驗區。以指導和引領全川的高科技園區和各種開發區,完成產業集群和集中引資的任務。用舒適的生活環境、寬松的創業環境、完善的服務環境、創新的制度環境來吸引國內外的高科技術產業落戶,打造“中國硅谷”。
  (三)著力構建“西部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工程)。
  開放的經濟必須有健全的開放的金融體系和金融中心支撐。為此,成都不僅應成為西南金融行政管理中心,而且要成為金融市場運行中心。這就意味著,成都在未來的競爭中,一方面要保持行管中心的地位,更要爭奪金融中介機構、發展金融市場。要發展金融市場,根本的要增強成都及周邊的經濟實力。同時,一方面,加強政府主導,構建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另一方面,大力吸引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中介機構的進入,以及加快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具體講:一是應抓住地區性商業銀行改制之機,將其發展為全國性股份制銀行,類似于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福建興業銀行,面向西南地區,甚至中西部地區開設分支機構,擴大業務;二是和中央有關部門聯合,積極研究和探索建立西部民營銀行;三是推動銀行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除貸款外的其他融資工具,如租賃、保理和股權投資;四是籌建地方保險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和證券市場。五是鼓勵國外金融機構來川開展業務;六是加強與世界銀行及所屬國際金融公司等機構的交流與合作。
  (四)推動“企業航母”的形成,增強產業集群的“磁鐵效應”(產業集群工程)。
  當前,國家和地區間的經濟競爭越來越表現為大公司和企業集團之間的競爭。而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企業1000”排名中,西部十二省區僅有101家;在2014年營業額排名前35家企業中,四川無一家;在2013年利潤排名前35家中,四川無一家。所以,我省應努力打造以攀鋼為核心的鋼鐵集團,以五糧液為核心的飲料集團,以長虹為核心的家電集團,以東電和二重為核心的重大裝備制造集團,以成都卷煙廠為核心的煙草集團等等,同時,加快企業的整合和出口生產基地的建立與發展。當然,在組建企業集團時,一是不要過度行政干預,強迫“嫁娶”;二是企業擴張的規模和速度都要與自身的條件相適應;三是不能破壞市場競爭機制。
  (五)實施“百萬英才工程”,推動多層次教育發展,培養合格的勞動者(百萬英才工程)。
  資本必須和勞動力結合才能進行現實的生產,所以,英特爾選擇成都的一個條件就是“可利用的勞動力數量和能力”。為此,我省應立即實施“百萬英才工程”,依托全省的高等院校、中專、技工學校等多層次教育基地,培養眾多既懂理論知識,又有動手能力的技術工人;既知道高新技術,又了解現代經營的管理者。同時,應使高級科技人才、中等專業技師和普通技術工人的人才結構合理。要在重視管理的前提下,大力支持、鼓勵民營經濟涉足不同層次的教育領域。
  (六)建立四川省絲綢之路研究中心。(智力支撐工程)
  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推進,必然有大量的新問題、新矛盾需要認識、了解、解決。因而,亟需有相應的機構來整合、配置、運用省內的相關智力資源,為省委省府的決策提供咨詢和智力支撐。當前,主要的問題有:對我省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機制、途徑等進行設計、跟蹤和評估;對我省商品出口遭遇的反傾銷、反補貼等問題進行調研,對相關企業提出忠告,給以幫助;對我省引進外資,特別是一些大型項目的社會經濟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對我省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及負效應進行調查、評估,并提出微調的對策等等。
  就組織形式而言,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研究中心”不應搞成實體性的,而是由省有關部門通過集中省內專家的信息檔案而形成的虛擬的松散的可變的“組織”。除一些專業性強的問題的需特別對口咨詢外,中心的運作更多地應參照國際通行的課題招標進行。
  (七)充分發揮西博會等重大展會的平臺作用。(平臺工程)
  充分發揮西博會的平臺作用,重點做好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地區)的政要和嘉賓邀請工作。高度重視上合組織等國際組織作用,積極爭取和舉辦上合組織等國際組織框架下的經貿交流活動。同時做好有重要影響力的亞歐各國特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部長嘉賓與會的邀請工作,促進交流和合作;把“絲綢之路經濟帶”內涵設計到相關論壇活動中,積極探索“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和國家的經濟文化合作的新模式。以商貿物流、先進制造、科技教育、現代農業等領域的展會為重點,加強與中亞各國全方位合作,全面提升對外開放水平。通過有針對性的重大展會,重點介紹我省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提供良好市場環境的配套政策和創新措施,從而進一步加強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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